弗朗西斯•加利被任命为总干事时向WIPO大会发表的就职演说 – 2008 年 9 月 22 日

WIPO大会主席Martin Uhomoibi大使阁下，
WIPO总干事卡米尔·伊德里斯博士，
尊敬的部长们、阁下们、尊贵的代表们，

弗朗西斯•加利, 总干事

感谢你们任命我担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职务，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也是对我极大的信任。

各位今天上午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开展了漫长的遴选程序，这一程序有时很紧张，但总是引人入胜。遴选程序取得圆满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个人，我想首先对他们表示谢意。第一位要感谢的是，WIPO大会主席Martin Uhomoibi大使。Uhomoibi大使在协调委员会完成提名之后，继承其衣钵，并以他特有的智慧、沉着冷静的权威和堪称典范的外交精明，将本组织从提名阶段带入任命阶段。他还在领导本组织度过过渡时期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与伊德里斯博士和我本人共同努力，并为我们出谋划策，确保实现平稳过渡。Uhomoibi大使，我们都对您感激不尽，尤其是我。

我还要感谢WIPO协调委员会主席Hilde Skorpen博士，是她担负起了指导开展这一为期6个月的遴选程序并最终让WIPO协调委员会于今年5月完成新总干事提名工作的苦差。Skorpen博士耐心并以透明的方式寻求能为协调委员会所有成员经协商一致接受的程序，有效、公正地主持了选举会议，赢得了我们大家对她的谢意。

另外，正如各位所知，我最初是由澳大利亚政府提名的，并在整个遴选程序中自始至终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在此我要对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常驻代表Caroline Millar大使、澳大利亚驻世界贸易组织常驻代表Bruce Gosper大使以及外交与贸易部、司法部和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澳大利亚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我感谢他们给予的支持、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提出足智多谋的建议，并感谢他们与我同舟共济。

从协调委员会提名一刻起，我已不再是澳大利亚提名的候选人，而成为协调委员会提名的候任者。自协调委员会提名以来，各国政府和常驻团的许多人，尤其是集团协调员，以及WIPO的许多工作人员，特别是过渡小组，都向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也要在此感谢他们为我献计献策、鼎力相助。在我今天上午的致词中，并在本组织未来的计划中，在座的许多人都会找到你们所提建议的共鸣。我希望大家把这种原封不动地回放各位的建议看成是本组织开放合作的象征，而不是对各位的版权的侵犯。对所有成员国和所有工作人员，无论你们是支持协调委员会对我的提名还是倾向于另一种解决方案，我都向你们保证，我将与全体成员国合作，为全体成员国的利益工作，在我职权范围内竭尽所能，克服分歧，争取使各方面的立场和决定能得到本组织成员国尽可能广泛的支持。

在面向未来之前，我最后还要提及担任总干事职务的前任们，尤其是即将卸任的总干事卡米尔·伊德里斯博士。我要对他们为本组织发展到今天所付出的集体努力表示感谢。我特别要代表所有工作人员感谢卡米尔·伊德里斯博士为WIPO服务25年，其中有23年我们都是在一起共事的；并感谢他作为两任总干事领导本组织。让我与大会主席一道对伊德里斯博士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谢忱，并对伊德里斯博士领导期间所提出的各项倡议表示敬意，这些倡议拓宽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并使本组织的参与者更加多样化。

近年来，技术、经济和全球社会的发展对本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挑战。其中最根本的挑战也许要数人们新近对知识产权表示的关注。由于专业性极强，知识产权多年来一直黯然无光、默默无闻，但在过去20年里，却有些突然地如日中天，受到舆论火热般的全面关注和审视。如何管理好知识产权世界的这一气候变化，其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在此方面，需要牢记的是，知识产权自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某些公共政策的手段。最显著的例子是，通过专利、外观设计和版权，激发和推广我们须臾不可离的创新与创造；通过商标、地理标志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建立市场秩序，打击市场和消费者的敌人：不确定性、混乱和欺诈行为。归根结底，我们所辩论和讨论的，正是如何让知识产权以最佳方式服务于各该项重要的政策：修改国际框架，究竟会加强还是会遏制创新与创造力、对创新与创造的传播有无帮助、会不会使市场运作变得更为混乱不堪而不是更加有章可循。

一些领域的进展将影响到我们一直以来所熟知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且有可能降低其履行激发创新与创造力并有助于建立市场秩序这一基本使命的能力。对于这些进展所牵涉的影响，WIPO需要事先预见并直接加以处理。

这方面的第一项进展是，技术日益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一趋势经久不衰。这一趋势越强劲，创新的经济价值就越高，人们因突破知识疆界而要求获得产权的愿望也就越烈。1883年最初订立《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时，全世界提出的专利申请——或称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大约只有8万件，而去年专利申请达170万件。正如亚瑟·科南·道尔所说：“金钱产生利息，知识催生知识”。这一趋势带来的实际影响便是，知识产权制度因自身的成功而反受其累。各专利局面临的需求量应接不暇，都在为尽量及时地满足经济需要而拼搏。今天，全世界的待审专利申请预计共有350万件。面对如此强劲的需求，各专利局勉为其难，其工作质量也被人挑剔、受到调查。作为本组织财政支柱的《专利合作条约》（PCT）旨在为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提供一种多边的途径，并实现专利制度的国际化。虽然堪称国际合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功典范，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PCT所依赖的与其说是该体系本身，不如说是该体系各方面行为者的行为；对于需求管理上的危机，也提不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问题十分关键，非常紧迫，必须加以解决。我认为，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采取多边行动，而不是由受影响最深重的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自己去解决，这一点非常重要。与正在审议的或目前能设想的任何其他机制相比，PCT都不失为构建未来解决方案的一个更好的基础。

在作为各国文化产物的创意作品领域，我们面临的挑战更为严重。二十世纪依赖承载作品的实物发行而将价值返还创作者、表演者及其商业伙伴公司的模式，由于数字技术作品的交汇以及互联网的发行能力，而面临最严重的威胁。照这样发展下去，将尤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不象发达国家的同行们那样，能上网、有宽带、可以通过其他模式获得经济奖赏。对全世界而言，如何制定奖励措施，鼓励人们为教育系统创作作品，并以文学、音乐、电影及其他创意作品丰富人们的生活，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与专利制度面临的申请量积压问题一样，一定要找到解决办法。在此方面，或许市场本身可以从私法体系中找到答案，抑或通过私人应用技术解决方案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些解决办法也许是正合时宜。但是，如果我们自动地，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从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这种对权利加以监督的公立制度转向私法制度，那将是非常不幸的。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任何国家，消费者都大大多于创造者和表演者，因而使得政治上对这一讨论进行管理的处境十分尴尬。由于国内政治的这一特点，加之在互联网上共享文档所具有的全球性质，表明在国际上而非国家层面讨论这一问题，也许更合时宜。十九世纪，由于作者对其实物作品的国际流通所涉影响表示的关注，而订立了作为WIPO起源之一的《伯尔尼公约》。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这一穿上不同技术外衣的相同问题进行讨论，WIPO仍然是合适的场所。

从互联网上大量非法下载音乐和电影，提出了知识产权是否值得尊重这一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实物产品的假冒行为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进展。这一现象早已不再仅涉及到奢侈品，而是向许多其他经济领域扩散，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卫生、安全和消费者保护问题的严重关注。有组织犯罪已成为这一行为的重要方式。有数据表明，国际贸易中每年假冒商品的价值预计超过2,000亿美元。目前正在积极考虑达成多边协议处理这一祸害。然而，卫生、安全和消费者保护所面临的危险是全球性的，非法行为无处不在，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地区。因此，有必要反思一下WIPO这一负责知识产权事务的国际组织所发挥的适当作用。所发挥的作用应仅限于宣传和对海关官员、警察和司法官员进行培训？还是介入力度应当更大，以及在此情况下，是单独发挥作用还是与其他有关的国际机构合作？

到目前为止，我谈到的都是危及当今知识产权制度运作的一些外部环境因素。然而，还有一些进展要求知识产权制度拓宽疆界，使其自身的任务使命与国际社会的集体意识更加合拍，而这些进展的重要性毫不亚于上述因素。
首当其冲的是，知识产权如何有助于缩小知识鸿沟，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地参与其事，受益于创新和知识经济。这方面现存的差距已众所周知，但最有力的证明也许莫过于以下这一事实：少数几家公司各自每年用于创造新知识的经费，要比撒哈拉以南大多数国家各国的包括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为满足全国需求而可以动用的经费还多。总之，全世界每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达1,000亿美元。当然，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带来的问题，光靠知识产权是无法解决的。但本组织最近就发展议程达成的协商一致，为本组织参与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

要让发展议程履行这一诺言，我认为我们必须把政治上的协商一致落实到具体而有效的项目中去。本组织完全有机会建立一个由可以免费获得的公共科技信息数据库构成的全球知识基础设施，并以共同标准为依据进行数据交换。这一基础设施将有助于切实地分享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社会利益。通过办公自动化和培训，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局以及研究机构和大学武装起来，以参加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

发展议程同样还为WIPO审查其在能力建设领域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有效的问题创造了机会。我认为，各国可以制定“国家知识产权与创新战略”——如需要，WIPO可以在此方面提供援助；通过这些战略，本组织将能使各项能力建设活动与各国的经济资源基础以及经济目标和优先重点很好地统一起来。

发展议程以及WIPO的能力建设活动，也为满足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特别需求提供了良机。我建议将我的前任在设立最不发达国家司方面提出的倡议发扬光大，加强该司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发展议程中还有一个层面超越了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并要求不断地分析并审视如何以最佳方式让知识产权有利于所有国家，而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进行这一审视并不简单。秘书处必须用经济研究和统计资源把自己更好地武装起来，以便为成员国进行这一审视提供坚实的经验主义基础。我打算为此目的专门成立一个司。其任务将是，为支持成员国开展各项工作提供影响研究报告，预想会影响知识产权世界的各项进展，让管理层有办法确定未来哪些战略性发展可能对本组织产生影响。

保护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另一个被认为可以拓宽知识产权范围从而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领域。同样，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土著人民和传统社区变得特别脆弱，以致于其传统知识体系的产品通过不正当的渠道流失和被盗用。在针对这些脆弱性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显然必须明确承认，这些由集体创造并维持的创新与创造对人类社会作出了贡献，并必须对这一创新与创造的产物加以保护。本组织已就通过何种方式来满足这一需求的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和谈判。我认为，现在已到了推进这一进程使之取得具体成果的时候了，从而让WIPO迎来范围更广的成员，并肩负起更具普遍性的使命。

面对这些最根本的挑战，WIPO并非孤军奋战。我们这一碳基技术社会的本质以及我们日益增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特点，带来了一系列极其严重并具有破坏性影响的问题，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中许多挑战已被列入《千年发展目标》。其他一些挑战则是由相关国家的政府、评论员、媒体和民间团体所集体表达的。具体包括：气候变化、荒漠化、流行病、获得保健的机会、粮食安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在处理社会面临的威胁和困难时，往往诉诸技术——这一运用科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主要手段。因此，制定出旨在鼓励创造和推广技术的政策，与审议全球社会如何应答这些问题之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要求本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为寻找解决办法而进行的对话。我建议在秘书处设立一个司，主要任务将是参与这一对话，尤其着重了解在为迎击这些全球挑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框架中，知识产权和WIPO能作出哪些具体的贡献。我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将更加密切本组织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为本组织与成员国之间更好地互动提供一次机会，同时还能现身说法地证明知识产权的相关性。

为便于WIPO迎击我前面所述的各项挑战——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挑战，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在此详述——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多方位发挥作用的组织。这一组织当然不是秘书处，而是成员国和秘书处，加上范围日益扩大而且越来越积极地使用秘书处各项服务的用户和非政府利益攸关者。确保这一组织有效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各有关方之间本着诚信的精神进行交流。这从一开始就要成为一个优先重点。我将努力设法让所有成员之间都能更好地交流，并让各成员之间的对话得到进一步加强。

就秘书处而言，成员国近年来已明确表示，希望改善其运作和效绩。我计划在未来几年进行彻底的战略性改组。具体将涉及秘书处的组织文化、业务程序的效率和各计划之间的统一、本组织各项战略目标的结构和资源。改组工作将慎重地、系统地并以职业作风展开，以确保秘书处内部以及秘书处与成员国之间的交流充分、透明。这项工作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而且即使数年之后，由于本组织外部环境的变革步伐，也很有可能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对于秘书处的同事们，我想强调的是，这项工作不仅是、而且需要集体努力，我期待着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并指望着各位给予支持。

就成员国而言，我前面已试图指明我认为本组织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我提出的问题要比给出的解决方案多，我认为这是一个受成员国驱动的组织的行政长官所应该做的，因为所提出的问题将能检验多边主义是否具有及时应答的能力。在此方面值得回顾的是，技术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人类从开始直立行走并让双手从爬行中解放出来这一刻算起，发展到发明出最早的石器用了500万年，到学会使用火又用了180万年，到农业革命用了70万年，到工业革命仅用了12,000年，而到实现信息革命只用了140年。知识产权面对的问题，从多方面来看都是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由于争论和狭隘地考虑局部政治利益而眼看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机遇白白地丧失，那将是很遗憾的。多边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这些需要几代人解决的问题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因为技术发展的步伐正在不断缩短代与代的间隔时间。因此我们需要集思广益、灵活多变，才能应答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我期待着未来几年与大家一起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