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仍能改变世界
米希尔·科尔曼*, 爱思唯尔信息产业关系高级副总裁、学术大使
*米希尔·科尔曼兼任国际出版商协会多样性与包容性总统特使,以及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及职场骄傲董事会成员。
文字以最基本的形式,让作者思想中的知识直接进入全世界读者的心中。千百年来,它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到2020年,我们对文字——以及出版商——的需要程度犹胜以往。
从气候变化到心理健康,以引导公众各类话题讨论为己任的出版业正在推动变革。出版商是变革的代言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仍有充分理由需要出版商。
变革的代言人
在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工作中,出版业身处前沿。作为国际出版商协会(IPA)多样性和包容性总裁特使,我看到出版业越来越接受这些理想。这是好事。正常的状态应该是,出版界的每一名成员都感到被接纳被包容。
IPA副总裁博杜尔·卡西米本人是阿拉伯世界出版业发展的主力,她率先发起的行业倡议PublishHER正是本行业为促进性别平等所做工作的鲜明案例。PublishHER是女性出版商领袖发出的行动号召,呼吁解决本行业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衡问题,推动国际变革议程。
出版商是变革的代言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仍有充分理由需要出版商。
不过,支持多样性和包容性既是正当之举,也有明确商业理由。接受多样性、追求包容性的企业财务状况更好。例如,那些不能体现当今社会性别或种族多样性的行政管理团队经济业绩不佳,付出代价。
北半球数据显示,出版业在性别多样性方面进步很大。举例来说,英国出版商协会发布的英国出版业员工数据表明,出版业员工中女性数量超过男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女性在本行业中占据54%的领导职位和高层行政管理职位。种族问题则更具挑战性,吸引并留住少数族裔员工并不容易。
南半球很难获得可靠数据,但有很多轶事证据揭示众多女性正在这个行业自主创业,例如摩洛哥儿童图书出版人阿明娜·哈希米·阿拉维。事实证明,规模较小、成立较晚的出版商更具创新性,愿意通过出版非主流作品来挑战现状,为文学界和文化界新的声音提供平台。越来越多的新声音来自女性,这是多样性和包容性服务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最佳诠释。
在出版内容方面,出版商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样性和包容性。儿童图书出版商的故事设定中出现的并不总是传统家庭,相反,孩子们可以在更加丰富多彩、面向未来的世界里接纳自己的身份认同。描绘各种家庭形态的一些儿童书籍非常精彩。出版商也颂扬接纳真实自我的儿童,即使与其生理性别所决定的典型性别角色不同也不例外。《美人鱼朱利安》一书很好地体现了儿童书籍中表达自我认同的趋势,该书在2019年博洛尼亚儿童书展上大获成功。最近,瑞典出版商Olika出版了关于瑞典顶级女子足球明星的书籍,推动性别平等。
可持续发展图书俱乐部
同样,儿童图书领域的出版商也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勾划儿童的未来。IPA与联合国合作成立可持续发展图书俱乐部,得到很多图书生态系统成员的支持,为此感到自豪。
在17个月的时间里,针对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每月公布一份联合国所有官方语言(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推荐书单。这些SDG主题的书籍适合6至12岁儿童。秘鲁小男孩可以阅读关于性别平等(SDG 5) 的西班牙文书籍,而中国小女孩可以阅读关于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SDG 6) 的中文书籍。
必须承认,在我担任IPA主席期间能推出这一活动,为此我略感骄傲。出版商是变革的代言人,积极投入下一代的发展,这一点得到了极佳诠释。
无障碍图书联合会
出版商积极参与无障碍图书联合会(ABC)的活动,在增加全世界成千上万盲人或视力障碍人士所需格式的书籍数量的工作中也身居一线。2019年秋,阿歇特成为第100家ABC章程签署方,保证向所有用户提供全面无障碍的产品。
ABC是产权组织领导的公私伙伴关系项目,联合出版商等主要力量共同增加全世界无障碍格式书籍的数量,如盲文版、音频、大字版等等,提供给印刷品阅读障碍者。
出版业的创新
出版商一直欢迎创新,未来依然如此。科学、技术和机械(STM)出版商在业务中越来越多地应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AI)技术,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Springe rNature出版社使用与德国歌德大学应用计算语言学实验室共同开发的机器学习算法,编纂出版了一部创新原型书。爱思唯尔利用人工智能为急诊室医生提取相关信息,这也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以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出版的优质内容为基础,很多出版商现在正向大数据企业转型,开发的分析能力结合其内容可以帮助医学专业人士加快判断速度,支持科学家提高科研能力。
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主要STM出版社大多由女性领导,就在几年前人们还无法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况。除威科集团之外,众多科学出版社的CEO过去都由男性担任——今非昔比!
在争取出版自由的方面,出版商也是变革的代言人,而出版自由正是IPA的两大核心支柱之一。我们反对审查制度,在出版商同事们因出版内容受到抨击时与他们同进退。作为出版商,我们有责任有义务随时随地支持出版自由。
最后,在IPA第二大核心支柱——版权方面,出版商同样欢迎变革。版权必须现代化,走向数字时代。话虽如此,也要承认是版权让出版业有可能实现创新。还应承认是版权保护了这样一种生态系统,让科学出版社能够在医疗科研领域提供可信任的信息。公共政策所依赖的信息必须可靠,过去一直如此,但新冠疫情期间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在这样的时代,版权框架保护信息的可靠性确实决定了全球政策和国家政策有效与否。版权支持的可靠信息可以说决定生死存亡。因此,当前出版商在获取可靠内容方面的职责之重前所未有。
强有力的版权框架对于支持出版生态系统发挥多样性而言至关重要。在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中,南半球的女性出版商能够进入市场,出版具有开创性的新文学作品,有时甚至引发争议。在这样的系统中,葡萄牙的诗歌可以与芬兰的小说一起出版,弘扬话题、主题、作者和读者的多样性;有些书或许不畅销,但出于超越经济利益的理由也应出版;有些书可能有争议,在一些国家会受到审查,但正是我们为何争取出版自由的最好例证。因此,强有力的版权框架与创新、多样性、包容性和出版自由密切相关。